再见

周日晚上，在深圳宝安灵芝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我和梁某银一同下了网约车。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忽然都没有了话。

其实也不难知道这沉默的缘故。一路上能说的话很多，到了该分别的地方，却得从那些话中另外找出一句来，好把这一段相聚结束。仿佛少了这一句，两个人就还应该站着，还能再站一会儿。

我说：“是时候说再见了。”

梁某银尴尬地笑了笑。我和他握了手，说：“下次来成都找我耍。”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该说的话说了，该握的手也握了，作为一次告别，它不长不短，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只是三天之内，我在深圳经历了五次这样的时候。回头想来，每次告别之前，都有一段我还不曾想到告别的时间。

周六，梁某银和圈圈都有事，我便准备自己安排白天的行程。上午和梁某银吃了早茶，又去中山公园逛了逛，之后各奔东西。原本以为，那一天大致也就这样过去了。

这时，阮兄看到了我来深圳的消息。

我和他是几年前在重庆徒步时认识的。后来他环游全国，途经成都，我们又见过一面。那是去年的事。如今他在惠阳，正处于一段不上班的空当，听说我来了，便很有兴致地要带我在深圳玩玩。

我这趟出门，原本没打算找他。他从惠阳开车到盐田路，我从中山公园坐地铁过去，一个未曾列入行程的人，就这样成了那天下午陪着我的人。

见了面我才知道，他崴了脚，而且崴得不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带我去了离大梅沙不远的云海公园。下午，因为天气，也因为他的脚，我们没有再去别的地方，就在车里聊了一会儿。什么都聊。

现在要我一一复述，却未必说得清楚。

人与人相处，原来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说过的话未必记得，倒记得那个人来了，脚伤着，还开了一段路来。后来两个人没有继续赶路，坐着，把一些不必预先想好的话慢慢说完。

再后来，他送我到地铁站。

第一个告别的人，是阮兄。

当天晚上，我约了纪遇和梁某银一起吃脆肉鲩。去吃饭的路上，又临时邀请了一个朋友，Migo。

我和她是在一个毛选共读群里认识的。我们前后进群，我看了她的文章，点了赞，随后互相关注了公众号。说来也巧，那个群我当天就退了。如今回想，那一进一退之间，竟也留下了一个可以约出来吃饭的人。

与阮兄的见面，是没有安排的；与 Migo 的见面，则是在来深圳之前连想也没有想过。征得梁某银和纪遇同意，我便邀请她一起来。

她是河北人，在深圳待了两三年，活泼，健谈。从见面到告别，还不到三个小时。我看得出她好像想和我们交流些什么，至于这一晚，她有没有得到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

也许她要的原也不多，只是见见人，说说话。但这仍是我的猜测。一个人坐到你面前，把她的一段时间交给你，你能知道的，其实很有限。

脆肉鲩倒是确实好吃。鱼肉脆脆的，加上烹饪之后的鲜味，吃起来很有趣。

写到这里还想说一说鱼，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可那一晚我们确实是在吃鱼。相聚的时候，谁也没有一直想着相聚；我们吃东西，说话，一顿饭便不知不觉到了十点半。

下了饭桌，进了地铁，分别突然变得很近。

我先和 Migo 说：“谢谢你的礼物，祝你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随后又和纪遇说：“再见，那就祝你工作顺利。”

这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告别，挨得很近，发生在短短一分钟以内。

后来想想，我能说的话也真是有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工作顺利，都是平常听惯了的话。想把祝福说得特别一点，临到开口，却还是这几句。

但我确实希望如此。希望一个人的身体少些不舒服，日子多一点高兴；希望另一个人的工作顺利些，不至于总被什么事情为难。这样想时，又觉得这些话虽然说过了无数遍，每次仍可以重新算数。

周日，我和圈圈、梁某银一起去了香港。

我们走过星光大道，坐过天星小轮，穿过公园和教堂，走在陡峭的公路上，又坐进颠簸的公交车里。那一天有许多地方要去，有许多路要走。人在路上，总觉得下一处地方还在前面，一天也就还没有到头。

等回到宝安灵芝，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我们找了一家沙县小吃，填了填肚子。

圈圈的车到了。

我们走出去，她独自上车，挥手。

“拜拜。”

“再见。”

没有说更多。这与世间大多数道别一样，车到了，便该上车，能说话的时间也就剩下这么一点。你若要认真想一想，究竟还有什么话该说，往往车已经走了。

这是第四次。

第五次，便是我和梁某银站在小巷里的那时候。

告别的时候，我不大喜欢说“拜拜”，总愿意说“再见”。这两个字对我有一点安慰，好像此刻的分别已经顺带约好了以后，眼前的人走了，还会有回来的一天。

当然，两个字做不了这样的保证。

我年轻些的时候，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学生，学着潮流，喜欢在告别时说“さようなら”。后来不知从哪里听说，那是很久不会再见时才说的话，我便渐渐不说了。

回头看，这有一点孩子气。仿佛换了一个词，就能替两个人的以后做些什么。但直到现在，我还是愿意保留这点孩子气。有些事情明知自己不能决定，说话时，仍希望能往所愿的方向靠近一点。

和 Migo、纪遇告别的那天晚上，我和梁某银一同走出地铁站。我对他说：“对于告别这件事，我比较认真。”

“因为我意识到，有些人其实可能这辈子也无法再见到了，所以我会很认真地告别。”

这话说得有些重。我们刚吃完一顿饭，刚和朋友分开，大家各有去处，谁也没有理由认定这会是最后一次。

可我在意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没有理由”。

最后一次见面，会事先让人知道吗？那一天会与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吗？也许照旧是吃饭，闲聊，看看时间，起身离开。说下次再聚的时候，也确实相信还会有下次。日后才发觉，那次见面已经在记忆里停了很久，再没有添上新的事情。

我一直记得《雪中悍刀行》里的一句话：

“世事无奈人无奈，能说之时不想说，想说之时已不能说。”

后来，我又给它接了一句：“有些事，能做之时不敢做，敢做之时已不能做。”

我想，这两句话之所以一直留在心里，是因为它们说的事情实在太小，也太容易发生了。

一句话到了嘴边，觉得难为情，便咽回去；一件事想了很久，觉得还不着急，便往后放一放。

当时并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只觉得以后还长。

至于以后有多长，我们谁也没有仔细知道过。

人的遗憾有时就从这里开始。那一句话，曾经只要开口就能说出来；那件事，曾经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能去做。后来却得花很长的时间，一遍遍回到那个没有开口、没有动身的自己身边。

但这也不能使人从此不再迟疑。就像我已经对梁某银说过，我对告别很认真，到了第二天夜里，真正轮到和他告别时，还是有那么一会儿，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原来明白一个道理，与能够自在地照着它去做，中间还有一点距离。

我愿意试着走过这一点距离。谢谢该谢的人，把想说的祝福说出来；想见一个人，便在还能动身的时候去见。话说得笨一点，场面尴尬一点，也都可以容得下。

我所能想到的勇敢，也就先从这些小事做起。

那晚，在灵芝附近的小巷里，我终于开了口，和梁某银握了手。

“下次来成都找我耍。”

这话里有一个我还不知道的日子。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来，何时才来，但我愿意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