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9 别把朋友推给对手：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看为什么做事不能搞「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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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之后写的一篇长篇报告。¹

17 岁刚开始读《毛选》的时候，我读到这篇文章其实是跳着翻过去的。

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方向主要是矛盾论中的认识论，想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人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所以这篇文章读的就很粗略，后面的几次重读 ，也没有很着重注意这篇文章。

直到后来自己真正走入社会，在工作和做事里踩了很多坑、吃了几次亏之后，我才渐渐想明白：这篇文章讲的东西其实很实用，尤其是对于工作的方法。它试图教会我们怎么跟不完美的世界合作。

它所解决的，是一个我们不常谈起，但一旦提及就摇头的现象：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一种傲慢的孤立陷阱

读这篇文章，得先看看 1935 年底毛泽东面对的是什么处境。

那时候中央红军刚刚长征到达陕北。一路上队伍减员很厉害，陕北根据地底子也薄，外面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依然在重重包围。

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整个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原来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打，现在最大的矛盾变成了中日民族矛盾。²

在这个主要矛盾发生转移的时候，党内出现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声音。

这种声音被称为「关门主义」。

持关门主义观点的人，自认为立场最坚定、革命最纯洁。在他们眼里，事情非黑即白：既然我们是代表工农的，那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软弱动摇的，各路地方军阀（比如张学良、杨虎城、蔡廷锴等）全都是反动派，富农和知识分子也都靠不住。³

他们的逻辑很生硬：

「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支纯粹的队伍，跟别人合作就是妥协，谁要是主张联合其他人，谁就是动摇。」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把这种关门主义批得非常彻底。

他用了一句古话，叫「为渊驱鱼，为丛驱雀」⁴，意思是你想抓鱼，却把鱼全赶进了深潭；你想捉鸟，却把鸟全都轰进了树林。

关门主义者以为把门关起来是在坚守纯粹，但在实际做事情的时候，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关门称王，自我孤立。

策略对比	核心思维模式	对待中间力量的态度	实际带来的结果
关门主义	非黑即白，追求绝对纯粹	全盘否定，推向对立面	孤家寡人，力量枯竭，路越走越窄
统一战线	一分为二，看主要矛盾	各取所长，求同存异	团结多数，减少阻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毛泽东在文章里讲得非常直白：

关门主义的方法，只是孤家寡人的方法。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其实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正规”，只是神气十足的空话，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它。⁵

你想想看，大敌当前的时候，关门主义把原本能争取的各方力量，硬生生全推到了对手那边，最后只剩下自己单打独斗。

这背后的道理很现实：在复杂的现实里，光靠“我们最纯粹”是成不了事的；脱离了实际力量对比的自命清高，本质上是在用理想主义掩盖自己的无能。

破除纯粹性幻想：各取所长的协作逻辑

而与关门主义者不同的毛泽东，面对矛盾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统一战线」。

很多人把统一战线理解成一种临时的妥协或者拉关系，但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它其实是一套怎么在现实里借力、怎么把阻力变成助力的思维方式。

它要求我们在看人、看事、做决策时，先放下两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一，放下非友即敌的二极管思维。 人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侧面。民族资产阶级有动摇的一面，但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地方实力派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也有不愿当汉奸、不想被蒋介石吞并的现实利益。看人要看具体情境，不能因为别人有缺点就一棍子打死。

第二，放下找完美伙伴的幻想。 做事情不是找灵魂伴侣，不需要别人在理念、性格、习惯上跟你完全一样。只要在眼前这件最核心的事情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就可以一起合作。

而用最简单的话来来说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

做成一件事，不能靠自命清高的纯粹性；承认别人的局限，各取所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关门主义看似坚决，本质上是在用单打独斗逃避现实协作。

做事情不是找没有瑕疵的完美伴侣，而是找在特定目标上有共同诉求的合作支点。

只要有共同利益在，就存在借力的可能。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局限，就彻底否定他在特定环节上的价值。

从闭关自守到洋务运动：历史中的关门与借力

这种关门主义的毛病，如果放到历史里看，会非常直观。

清朝前期的闭关锁国，本质上就是国家层面的关门主义。

那时候的朝廷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蛮夷，把大门死死关上，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

到了晚清，挨了打之后，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这种关门自守的做法。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⁶，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搞起了洋务运动。

当时的洋人依然是侵略者，中西之间在制度、文化和利益上有极大的矛盾。

如果按纯粹的关门主义逻辑，既然对方是侵略者、既然他们的制度和我们完全不同，那我们就应该坚决抵制他们的一切东西，绝不接触。

但洋务派看清了一件事：在求生存这个最大的问题面前，不能因为对方是对手或者跟我们有巨大分歧，就否认对方先进技术的用处。

于是他们顶着朝廷里保守派的指责，开始建兵工厂、造轮船、办电报、派留学生。⁷哪怕彼此防备、观念完全不同，但在枪炮、机器、造船这些极其具体的工业技术上，他们放下了情绪上的洁癖，老老实实借对方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板。

这就是打破关门主义：放下绝对排斥的情绪，在关键问题上各取所长、为我所用。

关于关门主义，我的两点经验。

把这个逻辑放到平时的生活和工作里，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在不知不觉中也在搞关门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特别累、事情无法推进，往往就是因为心里的关门主义在作怪。

我自己在这件事上就走过很长的弯路。

第一次

我刚工作的前几年，身上的完美主义倾向很重。

那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要求很严，总觉得别人做得不够细、思路不够对。在团队里推项目的时候，只要看到合作的人有一点不合我的预期，我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到后来，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花时间跟别人沟通、解释、帮他们改东西，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全干了。

那时候我觉得这叫对自己负责、把事情做好。

但很快我就撞了墙。

当手头的事情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这种单打独斗的办法直接瘫痪了。就算我每天都工作到很累，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也只有那么多。最后不仅整体进度被拖慢，还因为精力透支在关键节点上出了差错。

那次教训让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

在复杂的任务面前，你不可能既要完全由你掌控的纯粹性，又要高效率和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的“别人靠不住只能自己干”，表面上看是追求完美，其实就是一种关门主义——因为不想面对协作中的麻烦和摩擦，干脆躲进自己的小角落里。

想把事情做成，就得放下对单打独斗的执念，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合作。

第二次

以前我有一位上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位上级其实挺有看法的。我觉得他处理日常问题和回答具体业务的思路问题很大，经常跳来跳去。有几次我拿具体的执行难题去问他，他给出的解答完全不着边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碰了几次壁之后，我的关门主义毛病又犯了。

我在心里直接觉得他能力不行，后来遇到任何事情都再也没找过他，完全把他当空气。

直到后来，我开始观察他回答别人的提问，我发现他回答某些方面的问题回答的非常不错，于是当我在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经常去讨教，结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帮助。

我后来渐渐想明白了：我以前觉得他不行，是因为我总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人。我总希望一个上级既懂最底层的每一个执行细节，又具备高超的协调能力。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现实的完美主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和方向，我自己也不能说我精通所有技能。而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强调，术业有专攻，遇到困难一定要请教在该困难领域的专业人士，问题就能很轻松的得到解决，自己也能获得成长。

而即便我用这种开放的理念鞭策我自己，我也还是犯了关门主义，这本质上是一种傲慢之罪。

从那之后，我改变了跟他的相处方式。

只问他擅长解决的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就找擅长这个问题的人就行了。

一个人不需要哪儿都好，才能成为你的助力。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我们不需要对方是个没有缺点的完人。摸清楚他的长处在哪里、短板在哪里，然后各取所长，事情就能做成。

结尾

做事情最怕的，就是陷在道德洁癖和完美主义的关门主义里。

把门关起来自己干是省心的，因为不需要跟别人妥协，不需要处理分歧，也不用忍受别人的缺点。

但在现实世界里，任何有分量的事情，都基本不可能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

**别因为对纯粹性的执念，把本可以成为帮手的人推成局外人甚至对手。

学会容纳不完美，在主要目标上各取所长，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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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 月 27 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此报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94—497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8—392 页。 ↩

2. 1935 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动。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9—364 页。 ↩

3. 1933 年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抗日反蒋，当时博古、李德等受“左”倾关门主义影响，未能与其建立实质合作；1935 年底中共中央吸取教训，积极争取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2—316 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154 页。 ↩

4.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典出《孟子·离娄上》：“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爵即雀，鹯即鹞鹰。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74 页。 ↩

5. 引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三部分“关门主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7—158 页。 ↩

6. 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于鸦片战争后编纂《海国图志》，在 1842 年刊本序言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军事与科学技术以抵御外侮。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叙》，中华书局 1998 年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32—36 页。 ↩

7. 洋务派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轮船招商局（1872）、天津电报总局（1880），并于 1872 年起选派留美幼童。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8—215 页；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45—56 页。 ↩